Helen

　　童年時期，蘇珊·桑塔格便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前往自己的孕育之地——中國，但父母是不會帶她來了，而中國又不是自己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。她只有等待著“另一個政府的邀請”，因為在這一漫長的等待過程中，這個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故，原先“（男人）留辮子的、蔣介石的以及無數人民的中國——之上，已經嫁接了樂觀主義當鋪的中國，有光明未來的，屬於無數人民的，到處是藍布衫和尖頂帽的中國。”
　　待到1973年，簽證拿到之時，褐藻醣膠桑塔格早已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之情。她問自己，這是“一次尋求政治理解的旅行嗎？——‘關於文化大革命定義的札記’嗎？”對她來說，中國雖然是最富異國情調的國度，但畢竟因為那是父親的永留之地，這註定又是“一次可能緩解個人悲痛的旅行嗎？”她要查訪父親的死，將給他的死添加分量，還要親自安葬父親。
　　出發之前，桑塔格的“腦海中已經有了那麼多的中國東西”。她甚至設想好自己所帶的行李，一隻小箱子，沒有打字機，沒有照相機，更無蒸烤箱錄音機之類。
　　有關這一次，以及1981年的中國之行，桑塔格在過後的1984年，以更加理性的筆觸寫下的《系統家具對旅行的反思》一文中，透露出諸多細節，當初的“朝聖”之心已經被“反思”取代：
　　“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，隨著去中國旅行的人越來越多，人們不禁發現，旅行者描寫的旅程簡直一模一樣：杭州附近的同一家產茶公社，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車廠，北京的同一個‘衚衕委員會’——儘管這麼雷同，許多人還是熱情不減地往那兒跑褐藻醣膠，寫的書幾乎千篇一律。”
　　“神秘，危險，不快，與世隔絕，這些是去遙遠的地方旅行的傳統成分。”但西方的旅行者到達爆發革命的地方，到達共產主義國家旅行時，卻體會不到危險，沒有什麼神秘的東西。那一時期，桑塔格發現自己游歷的所有共產主義國家——如1968年的越北之行、1980年的波蘭之行，1981年的中國之行——都遮遮掩掩，神神秘秘，接待外國游客時有嚴格的程序，甚至每一步都精心設計，同時千方百計地討好他們，返程時還會贈送精美的紀念品和書籍，讓他們帶到外部世界去。
　　初次到達共產主義國家旅行的西方客人，對於旅行團被稱作“代表團”一事，多會驚奇不已。雖然他們曾抗議說自己並不代表任何人，只能代表自己，事實上，就是旅行團中間的幾個人也有可能彼此都不認識，但這樣的稱呼依舊不會改變。既然是代表團，那就要設置主席、副主席之類職位，負責應酬，如發表答謝東道主的講話，坐在宴會的主桌回敬主人酒，等等。只是這些西方人並不總是遵守客隨主便的信條，很快就想出了應對之策，有些代表團甚至讓成員輪流擔任主席角色，以分享隆重的禮遇和愉悅。
　　來華之前，桑塔格預料自己的旅程將被“控制”，甚至“過度控制”：“他們知道想讓我看些什麼，清楚哪些東西正適合我看；我將不與他們爭辯。”代表團在博物館、模範幼兒園、某位著名作家或詩人故裡間游覽；工廠和公社的負責人出面接待，茶水，虛假數據，一頓接一頓地享受盛宴，逛專供外賓的商店等等，一切都在程序之中。桑塔格稱，在這些地方的“大旅行”猶如逛迪斯尼樂園，圍繞的主題是“國家的進步和革命帶來的好處，而這是通過一系列經濟、文化上的簡單表演來展示的。游客被帶到這兒，艷羡不已。”
　　但是，錯位的情形還會再一次重演。那些來自西方富裕、發達國家的旅行者們，包括自認為共產主義同道的左派們，“很少能夠對這種作秀作出評價。”人們對參觀過的這個國家的歷史、農民的生活和主要工業流程依然一無所知，桑塔格感嘆說。
　　到了1984年，桑塔格已經敏銳地觀察到，事情在悄悄地起變化，共產主義國家負責旅行接待的官員們更歡迎來自西方國家的董事長，而不是情緒激進的左派歷史學講師。董事長們離開時，要比來時印象好多了，“部分是因為他們發現這個國家裡有那麼多友善的、有吸引力的人，異國情調的大街上滿是‘和我們一樣的’人。”
　　蘇珊·桑塔格把刊有自己這篇旅行反思的論文集《重點所在》，獻給了美國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詩人之一伊麗莎白·畢曉普。這本書的扉頁上錄有畢曉普的詩作《旅行的問題》中的幾行詩：
　　莽原、都城、邦國、塵寰
　　選擇無多因為身不由己
　　去路非此即彼
　　所以，當我們駐足家園
　　只是家在何方？
　　她在打字機上敲下這幾行文字時，是否又一次想到那個自己曾魂縈夢繞的中國？　　（原標題：遠在天邊（中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