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年時期,蘇珊·桑塔格便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前往自己的孕育之地——中國,但父母是不會帶她來了,而中國又不是自己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。她只有等待著“另一個政府的邀請”,因為在這一漫長的等待過程中,這個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故,原先“(男人)留辮子的、蔣介石的以及無數人民的中國——之上,已經嫁接了樂觀主義當鋪的中國,有光明未來的,屬於無數人民的,到處是藍布衫和尖頂帽的中國。”
  待到1973年,簽證拿到之時,褐藻醣膠桑塔格早已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之情。她問自己,這是“一次尋求政治理解的旅行嗎?——‘關於文化大革命定義的札記’嗎?”對她來說,中國雖然是最富異國情調的國度,但畢竟因為那是父親的永留之地,這註定又是“一次可能緩解個人悲痛的旅行嗎?”她要查訪父親的死,將給他的死添加分量,還要親自安葬父親。
  出發之前,桑塔格的“腦海中已經有了那麼多的中國東西”。她甚至設想好自己所帶的行李,一隻小箱子,沒有打字機,沒有照相機,更無蒸烤箱錄音機之類。
  有關這一次,以及1981年的中國之行,桑塔格在過後的1984年,以更加理性的筆觸寫下的《系統家具對旅行的反思》一文中,透露出諸多細節,當初的“朝聖”之心已經被“反思”取代:
  “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,隨著去中國旅行的人越來越多,人們不禁發現,旅行者描寫的旅程簡直一模一樣:杭州附近的同一家產茶公社,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車廠,北京的同一個‘衚衕委員會’——儘管這麼雷同,許多人還是熱情不減地往那兒跑褐藻醣膠,寫的書幾乎千篇一律。”
  “神秘,危險,不快,與世隔絕,這些是去遙遠的地方旅行的傳統成分。”但西方的旅行者到達爆發革命的地方,到達共產主義國家旅行時,卻體會不到危險,沒有什麼神秘的東西。那一時期,桑塔格發現自己游歷的所有共產主義國家——如1968年的越北之行、1980年的波蘭之行,1981年的中國之行——都遮遮掩掩,神神秘秘,接待外國游客時有嚴格的程序,甚至每一步都精心設計,同時千方百計地討好他們,返程時還會贈送精美的紀念品和書籍,讓他們帶到外部世界去。
  初次到達共產主義國家旅行的西方客人,對於旅行團被稱作“代表團”一事,多會驚奇不已。雖然他們曾抗議說自己並不代表任何人,只能代表自己,事實上,就是旅行團中間的幾個人也有可能彼此都不認識,但這樣的稱呼依舊不會改變。既然是代表團,那就要設置主席、副主席之類職位,負責應酬,如發表答謝東道主的講話,坐在宴會的主桌回敬主人酒,等等。只是這些西方人並不總是遵守客隨主便的信條,很快就想出了應對之策,有些代表團甚至讓成員輪流擔任主席角色,以分享隆重的禮遇和愉悅。
  來華之前,桑塔格預料自己的旅程將被“控制”,甚至“過度控制”:“他們知道想讓我看些什麼,清楚哪些東西正適合我看;我將不與他們爭辯。”代表團在博物館、模範幼兒園、某位著名作家或詩人故裡間游覽;工廠和公社的負責人出面接待,茶水,虛假數據,一頓接一頓地享受盛宴,逛專供外賓的商店等等,一切都在程序之中。桑塔格稱,在這些地方的“大旅行”猶如逛迪斯尼樂園,圍繞的主題是“國家的進步和革命帶來的好處,而這是通過一系列經濟、文化上的簡單表演來展示的。游客被帶到這兒,艷羡不已。”
  但是,錯位的情形還會再一次重演。那些來自西方富裕、發達國家的旅行者們,包括自認為共產主義同道的左派們,“很少能夠對這種作秀作出評價。”人們對參觀過的這個國家的歷史、農民的生活和主要工業流程依然一無所知,桑塔格感嘆說。
  到了1984年,桑塔格已經敏銳地觀察到,事情在悄悄地起變化,共產主義國家負責旅行接待的官員們更歡迎來自西方國家的董事長,而不是情緒激進的左派歷史學講師。董事長們離開時,要比來時印象好多了,“部分是因為他們發現這個國家裡有那麼多友善的、有吸引力的人,異國情調的大街上滿是‘和我們一樣的’人。”
  蘇珊·桑塔格把刊有自己這篇旅行反思的論文集《重點所在》,獻給了美國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詩人之一伊麗莎白·畢曉普。這本書的扉頁上錄有畢曉普的詩作《旅行的問題》中的幾行詩:
  莽原、都城、邦國、塵寰
  選擇無多因為身不由己
  去路非此即彼
  所以,當我們駐足家園
  只是家在何方?
  她在打字機上敲下這幾行文字時,是否又一次想到那個自己曾魂縈夢繞的中國?  (原標題:遠在天邊(中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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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le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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